真正的价值提倡者是哲人不党、批判者立场和站在受压迫受奴役存在立场为民众立言者。
我们这个国家的精神矛盾，是人优先还是社会机构优先的矛盾；是形而上学的独立哲学还是寄生在强权之上的社会哲学、意识形态诸理论的矛盾，是无神论与有神论的矛盾，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的矛盾，是依靠传统背景再生还是拿来主义的矛盾，是工具理性至上还是价值理性至上的矛盾；是思想情感的得意还是深刻地反省、检讨和揭示其国民劣根性的矛盾（是做小草式的人还是大树式的人，是采取英雄姿态还是斗士姿态，是植物人还是健全人），是公正精神与效率的矛盾，是综合还是局部发展的矛盾……
这样说来，文明将面临着一种新的价值之颠覆。因为以上所列，仅是更原初一些矛盾。
但哲学不能代替信仰、希望和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个人的绝望、灵魂安栖问题。理论上的系统生命观和现实中人与社会、人与人的隔膜尤其是穷人与富人、上层与底层的可怕隔膜是极不和谐的。信仰与共和政治进程有其内在不可分的联系，但哲学的神性本原的缺位，导致哲学的不彻底，缺乏相当的深刻度，难以征服人。
结语：信仰造福人类——信仰探索的轨迹
信仰探索的轨迹经历了从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到信本体－泛神论到有神论，从而在生命中建立坚定的人—神关系的发展。
极权统治通过从对无神论的宗教下定义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歪曲宗教自由、掩饰宗教压制这一血淋淋的事实。
我一直不同苟同：不能直面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困境，而是更加面向未来与外在世界而回避历史与现实；不能直面更根本的现实，而是仅限于局部的现实或毕其功于一役的党争、权争的现实；不能在生活中求艺术，却向动植物求艺术的艺术观、设计观或设计的神话。
在中国存在着力量崇拜（指综合物性力量），必须揭示这种合力崇拜的实质：天才和领袖论英雄主义，忽视抽象暴力和人性中的邪魔的力量。它反对真实，反对直面现实，反对使命意识与相关爱的意识，也企图拿走人们生的期盼。。
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生长在中国，长期深受从小学开始连续不断的无神论党化教育传统的影响，也包括深受敬慕的鲁迅先生“自觉地听将令”的影响。但是，时代的影响则更是催人反省，它包括对列宁政党及其意识形态、官僚体制及其根本弊端（暴力和极权）、集团性腐败的认识；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落与民主化全球演进的必然趋势；对中国建国以来历次社会运动的反省尤其是亲历八九年学潮；对中国人普遍的信仰危机、政权兑现危机（到二千年实现小康水平，但结果是九十年代后期严重的下岗现象）、执政党地位合法性危机的意识，使人远离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走向斯宾诺莎－爱因斯坦式的泛神论。从本质上讲，泛神论是一种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神性的无神论。道家、佛家、印度教所指称的道、佛、梵，换言之，东方的神秘主义的精神内核中，就包含有泛神论倾向。
近几年来，围绕着哲学上的探索，我着重研习了现代物理学，人学，宗教哲学、道德－精神哲学、法政哲学、经济学原理和价值论。本体论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泛神论信仰，本体的无限宽泛，使人对其哲学及其哲学创立者持某种模糊的景仰和敬畏感。这种泛神论在东方的文化传统根基中可以找到，它就是以老庄、周易、禅宗、奥义等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辅以西方的科学理性，尤其是老庄思想在当代的高形态复归。这种哲学有很强烈的世界哲学原创意识、民族文化自尊意识、本土化意识。一时之间，我也成了本体论者和生命论者，试图追求智慧的圆融，人生境界的完满和个体生命的强大、自足之道。
人学是一切思维的出发点，对不彻底的人学观的置疑，是我通向彻底的第一步，我不能容忍自己生活中思想意识的不确定性，漂移性，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思想与人格缺乏根基的状况。譬如时代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产生，就有深刻的人学、人类学盲区，缺乏终极关怀和公义意识的国民性，抱残守缺的封建意识、明哲保身意识、功利个人主义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观念影响根深蒂固。人不能对自身作出“我是谁”的追问，不能作出一种深刻而彻底的反省，而这种反省曾经是部份上古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在这种错误意识的土壤中，这样的世界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那种具有道德良知与宗教情感而又尊重法治精神的人，警惕着国民劣根性的人绝难生存出来。
而且，我本质上更倾向于认同鲁迅的风骨；很早时候，二十四、五岁时，我朦胧地感受到与基督的亲炙。鲁迅那种不参与任何利益集团的立场令人钦佩；而他站在被屈辱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为他们说话，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他也是那个时代的另类。这种立场在今天几乎绝迹，但我相信，耶稣、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哲人和先知们即采取这种立场。
而鲁迅的这两种立场，我相信，它同时也是耶稣基督所悦纳的。中国人大多是利已主义、利近亲主义，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个人、近亲至友，缺乏公民意识；反之，视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为闲事，常声称什么“吃不着兜着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无情鞭挞和对民族灵魂的剖析迄今令人叹服！基督信仰真理本质上是一种利他的公义的个体人格主义，人格主义表现为道德律令的无所不在、合理的利已性、独立意识（如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及其实践；利他性体现在公义意识、服务使命意识、休戚相关的爱意识。遗憾的是，遗憾的是，鲁迅晚年仍未能消除无神论传统对他的影响，而与基督失之交臂。
为了保持思维的开放性，在事实领域，我严守波普尔关于可错性－证伪立场。但信仰问题、人神关系无法从理性上证伪，康德曾令人信服地谈到这一点。信仰问题、人神关系只能从心灵对社会、对人类的意义的角度、从行为上去证实。这几个领域根植于我在严酷的现实生存环境中的体验。藉此，我得以发现：除了人体人格的永恒不变，自我都隐含着变数。这里我必须捍卫个体人格的真实性，摒弃那种俗世中依成就、名望、影响力、生存能力、地位等而形成的隐性世俗的人格等级观。个体人格的分有不同质的人群是我所理解的，这里，第一位的不是知识，不是智慧，而是神圣良知，这与当今某些哲学家的看法大异其趣。
我执着于这样的信念：要真信仰，独立、自强、自由、创造、宽容与爱，努力与阶级、政党、利益集团、国家机关、精英、民意，均保持一定距离（在这一点上，我充分地借鉴了一位哲人的思想）。我的哲学主要受益于广义本体论哲学（譬如其中的共和哲学和大美哲学）、宗教哲学、人格主义哲学。有时我觉得，在努力尝试将个体人格、技艺结合起来时，我心中仍然遏止不住地偏向对基于个体人格的固守和非个体人格的本体的抵制，仿佛冥冥中真有某种力量驱使！我坚信这样的选择，都是出自于某种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取向，并企图与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心灵相沟通。除了极个别人，几乎找不到什么知音。
通过阅读俄罗斯思想及基督宗教哲学、比较宗教学，更加坚定这样的学术立场：不仅是哲人不党，尤其是站在为苦弱者、被欺侮者的立场，更加坚定这样一种生命，努力做一个精神界的恒在的斗士，一个生活中的基督徒，更加坚定这样一种哲学：宗教哲学，信仰真理。
正如一些站在月球上看这地球上芸芸众生的人一样，有时我会为我们的同类，为浮名虚利、为矫情而扭曲、夸张乃至邪恶的种种面孔，他们的脆弱（也包括我时常在永恒与现世、幸与不幸之中的流连挣扎、脆弱一样）而深感到悲悯，而这悲悯偏只是心灵一瞬的发现，我们的俗世人生依然要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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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冬飚
- 来源：本站原创
- 阅读：
- 时间：2008-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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