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虚无概念论的方法乃要求人立于不党之哲，个体人格之上，并且“个体人格、不党”这是生命流变中的不变者。有人说，我不会为了概念而活，那是说，他不愿作为一个创造概念的哲学家、虚无论者而活。
但一个个体人格者、广义的实存哲学思想者，他为了信仰，为了真实的存在，为了在真实的存在中显明真谛。因此，即使在他倍感孤独、无穷力量莫名其妙袭来时候（人都是脆弱的），在某一刹那他或许要诅咒这使他显得软弱无力和屈服于外在客体的力量，但他感到这压力的实质，恐惧的根源仍在于感到外来思想体系的无形凌辱、驾驭。它使人无法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真实性辩护，更奢谈传播福音了。
这种外来思想体系可能是某种强有力的显学，哲学体系或者世界的疏离感，或者是某种欲与传统理念既亲和而又扬弃的负重的思想。传统须要延续再阐释，阐释本身是个创造性的过程。对于分裂、有限、资产者、情爱、精神结构、抽象罪、无形的暴力、国民性、宗教等诸如此类现象永在的陈旧而又常新的东西，须要澄清。阐释由此构成了哲学思维过程中的一个吸纳扬弃的阶段。但倘若仅停留于此，那么建构主义者就不答应了。他们声称要创造，少研究些问题，多研究些存在。这里他们显然混淆了一个事实。抽象罪、虚无问题、精神存在等也是他们所说的“本体”存在，也有现象结构，而且更为根本。事实一般被视为有形的事实，直觉一般归为人感官所及的有限直观。这真是个怪事：这就是我们社会注重表面功夫，喜欢做戏、对街头小偷人人喊打而对腐败这样对公共财产、人类利益的攫取、窍夺或视而不见，或敢怒不敢言的原因，这就是组织结构、观念罪无力控诉反而视之为家园、爹娘的盲从原因了！
由此，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藉着建构的名义倡导新事物、新理念，逼进我们的生活，用大规范涵盖小规范。这种建构常常是急不可待的，它取消了时间，取消了对终极状态的眷注，取消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再阐释再创造，仅仅凭着某种胆识直觉、悟性去创造，哪怕走入歧途！
认可生存结构与疏离的人性状态，对此视而不见，那是那些拥有结构、概念、善于“自洽”实则“明哲保身”的文化精萃惯常的心态。他是否反省，时时检讨自己的心灵是否澄明？他或许依靠理论体系、结构来替代心灵澄明的生命需求。于是他的哲学在结构的基础上，而非心灵澄明的基础上，要么一牢永逸，要么对时代的发展视而不见。
那种从主客体合一到主客体分裂的哲学的悲剧，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了跳蚤，不能关注灵魂、不能本真地触及灵魂问题及由此感受到的哲人的耻辱和痛苦，是这种哲学内在的矛盾。这种哲学对抽象力量和抽象现实如心理状态、文明、灵魂安息、资产阶级性、灵界、宗教等问题缺乏本真的批判力。这使得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力是片面而高调的，苍白无力的。
创造的生命究竟何在？基本上以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运动的哲学家们，集其毕生乃至数辈人之功力，为了揭示一种新哲学的基础；而我们的民族、数来缺乏形而上学家、宗教哲学家，只是急于赶超，又怎能甘于长期的修炼与沉寂呢？创造有一种惊人的表象，在显示人智力的发达、知识的宏富方面运用自如，但在其心智、神性人格的铸造方面却是一塌糊涂。
元命题与人格价值等级
在谈到人格价值上不能不谈到元命题。关于何为元命题，也有一些不同意见。
例如有这样一种观点，将人论的彻底化，文明的基础的纵深化看作二等的或不屑一顾的价值。在它的价值等级里，追求智性上的现代化即为最高等级。这多少有些臆断。基于尘世人性至高地位的臆断。换言之这是将人的价值命题置于次一等的地位。
这种价值取向与社会（血缘、种族、阶级的）贵族主义息息相关，人的关注视野总是有限的。有注重原则、注重重大问题的本体性的视野，指向社会责任、个人生存发展与救赎关怀的苦难视野，或者注重形而上关怀，批判社会、注重对时代灵魂、道德、观念理论的创造性视野。或许，从正面意义上讲，有些东西价值的高低难以比较，但从某个侧面看其意义就显而易见。在西欧人眼里，哲人胡塞尔诚挚地献身于基础研究著作，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现象学运动的开创，倘若缺乏了胡塞尔严谨敬业的精神（包括谦逊――摒弃世俗人性至上的诚挚，反浮夸、臆断、认真严肃地致力于思想的严密完整性），难以想像有现象学运动的产生，难以想像这场广泛意义上的思想运动竟然会产生出舍勒、保罗•利科、伽达默尔……这样思想家辈出的局面，难以想像现象学这个词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思想界的深远影响。可参见美国赫伯特•施皮尔伯格著《现象学运动》一书。
对某人某领域未加研究便妄加评说视之为二等不仅是不严肃的也是不负责任的。非对话倾向的独断论、哲学理念几十年不变的想法，天才哲学家常犯的自相矛盾的错误；优越人哲学的弊端（比如维特根斯坦逃避弱者）中国世俗哲学家对西方哲人的误读，缺乏对宗教传统的理解，缺乏价值论的确立而评价西人何者伟大何者次等，这种人格等级思想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人格等级思想面前，我感到必须时时捍卫自己的存在立场、态度和倾向。
象苏联作家高尔基那样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正是由于他出身于社会底层、自我奋斗的历程（靠自学成为作家），正是由于他一生酷爱追求真理，以文化的传播和教育为已任，反对搞暴力、政治迫害如党争、恐怖行为，才赢得了知识分子广泛的好评。即使置身于体制内也敢于说出民意、民声，因为这是出于真理的需要，在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党的利益和真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他凭着做人的良心与正直，战胜了体制内暴力革命、政治迫害，与种种将知识分子视为驯服工具的思想、行为意志，以及种种蔑视知识、理智信仰的力量（常常看来是稀微的）作斗争。他的文化事业实质上是对有着自由、美、劳动的心灵的个人及群体的渴望。这种对真相的揭露不合时宜的思想，正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气正道大、宏扬正气与良知的东西。对于今天远离精神的道德混乱、远离平民百姓的饮食起居的生活的所谓专业知识分子，借着多元化的名义行其权钱交易、强奸民意之实的伪知识分子，启发尤多。对于那些感觉良好、回避世人人心的哲学家、心理学家、道德家，也不失其振聋发聩之启发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很基本的而又俯拾即是的明证。一个善而有义，懂得生活艰难的女人，一个敏感执着自我而肯思考的青年，呈现在这样的思想家面前时――而恰恰是这样的人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震撼不了他的心。凡人大众或许不能了解一个人精神的伟大，但他可以通过常情伦理来揣度何为不正常何为粗暴、傲慢乃至对人群的冷漠蔑视――这种不幸的态度由于思想者本人的“不拘小节”、执着怪癖、糊涂而更增其悲剧。一个一旦将自身定位于一流思想家之列――这种定位并不是靠嘴巴和言语文字的体现，更多时候是靠神态举止、生活方式来定位的――那么他可能更注意的就是人自身，是荣耀的体面，而非心灵向社会的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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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冬飚
- 来源：本站原创
- 阅读：
- 时间：2008-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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