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欧,员工是企业最大的财富是一普遍的认知。对此,国人似乎并无异议,但如何体现这一认知,北欧企业和国内企业却有着巨大的落差。我们知道,员工的录用过程构成了员工对公司的第一印象,对员工在日后为公司创造财富的漫长岁月里将会产生重要作用,也是公司企业文化的直接体现。笔者在北欧制药公司研究部门工作长达十几年,其间多次亲身经历员工的录用过程,感慨良多。而笔者2004至2005年曾在上海某科技公司做过一年“海龟”,现已返回“大海”,对国内录用员工过程中富含的“中国特色”印象颇深,两相对照,其间的差异颇堪玩味。
初次就业
我1990年再次出国,到瑞典的卡洛林斯卡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研究院是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委员会所在地,在世界医学界负有盛名。研究院所在的斯德哥尔摩又是世界闻名的美丽城市,在工作之余饱览了城堡、教堂、博物馆等名胜。一年后,新鲜感渐淡。某日,在《自然》杂志见一招聘广告,是瑞典的法玛西亚公司招一研究员,专业正对口,遂投去简历。几日后就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告知是某某主任的秘书,先感谢我属意于他们的空缺位置,然后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经历十分感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到公司做一面试。如我同意,他们会立即寄来机票并定下旅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国内“人事调动”的过程想必不会陌生。我心中虽暗暗称奇,但仍不动声色地把时间定了。过了几日,往南部瑞典的大学城隆德的往返机票和旅馆订单已在我的桌上了。下了飞机,上了航空巴士,在巴士的下车点,已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瑞典妇女在等候———原来他们怕我人生地不熟,便让秘书提前到此等候,然后驾车载我到了公司。
先见到了研究部门的主任,特利亚·卡兰德博士,一位四十余岁金发碧眼的壮汉,操着流利的欧洲腔的英语。后来知道,他是挪威人,在隆德大学还当着兼职教授。以后一切就按着他们传真给我的一天的面试程序进行。卡兰德博士先向我介绍了公司及研究部门的概况、人员配置、研究方向等。听着他的介绍,我不禁产生了角色转换之感,好像不是我来叩门求职,倒像是我来检查工作。然后他开始询问我的情况,过去的工作经历、研究的兴趣所在等,最后提了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像如果我能得到这份工作,如何着手这项研究等。我亦根据我的经验侃侃而谈,提出我的种种设想。然后是巡视研究设施,他亲自领着看了实验室,重点介绍了一些他引以为豪的先进研究设备。接着就到了午餐时间。公司餐厅给我们设了一张桌子,有五六个研究室成员同桌。下午是和未来可能的同事中的研究人员一一晤谈,每人15至20分钟。后来我才知道,与这些同事的交谈几乎跟与老板的交谈同等重要。按照北欧的企业文化,团队合作居于中心位置。团队中如有一人对你存有异议,你的工作就可能泡汤。下面的重头戏是我的讲演,题目是我自己选定的,是有关一个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建立。由于在此前所有过程中我并没受到任何压力,相反让我有“相敬如宾”的感觉,就使我产生了“好好报答”的想法,讲演也就十分地卖力。我觉得听众都很投入,不时提一些很切入的问题。一天的最后行程是人事部门。主管人事的尼尔斯主要关注我的生活和待遇事项,如得到工作后是否搬家到隆德等。我至今印象尤深的是,当我告诉他我当时的工资额度时他的惊诧的表情。当时外国研究人员在卡洛林斯卡研究院的工资一般是月薪8000到1万克郎(当时合1300美元),和公司的工资相差太大。记得回到家后我向太太报告的感觉是:不像在求职,而像在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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