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即将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些话语中的大国之“大”，基本上指物质性力量的强大。有些人士、尤其是国外人士肯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其依据正是中国人口庞大，GDP规模庞大，经济高速增长，军事实力强大。国内人士普遍不承认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国，但始终把成为大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为达此目的而开列出的对策无非继续快速发展经济，提高GDP规模及人均GDP水平，发展科技，增强综合国力。
《大国崛起》电视片肯定了民主、法治、市场的作用，但在其叙事逻辑中，这些制度之所以是必要的，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是值得追求的，而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保证那些物质性力量的快速增长。同样是这样的逻辑，让中国很多人对印度模式大不以为然，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民主、法治如果不能让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就没有用处，假如妨碍了经济快速增长，那就不如不要。
可以说，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据此而采取的战略与政策选择完全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国强民也富的国家，但现代大国兴衰起落的悲喜剧表明，如此成为大国的结局，却也很可能让人沮丧。
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
《大国崛起》所罗列的近代大国，大多数都曾经信奉过当代中国人所信奉的物质主义哲学。这种物质主义乃是一种伦理态度及国家哲学，它与培根之后的近代唯物论、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唯理主义有密切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纳的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信，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城邦、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对于人实现其最高目的——善或者趋向上帝——是必要的。这一最高目的同样约束着城邦或国家。因而，城邦或者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伦理性存在，统治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增进“公共善”，向人们供应正义。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曾说：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国家就跟盗匪团伙没有区别。所以，中世纪的普遍信念是，国王在上帝与法律之下，暴力本身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服从上帝与法律，才享有统治权。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周的“礼治”背后的政治哲学：天子与诸侯的统治权来自于礼，而非力。
近代哲学则颠覆了这套宪政主义的国家哲学。人的本质就是自利的欲望，国家只是人为了让自己享有安全、保障生命与财产而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工具，与伦理目的无关。国家的正当性不再来自上帝或法律，而是当权者所掌握的物质性力量：法律之所以有效，仅仅因为法律具有强制力，国民之所以顺服，仅仅因为他们恐惧惩罚。也因此，为遏制众人的欲望及对抗其他国家，国家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为此，博丹、霍布斯构造出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因此，乍一看也许有点奇怪：近代哲学无不奢谈自由，但最终大多以权力迷信告终，不论是一人独裁的权力，还是某个集团的权力，或抽象的人民的权力，而“权力”一词在古典与中世纪哲学中根本不占重要地位。“权力崇拜”构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一。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二是对财富的迷恋：国家把金钱、制造业等视为国家的根本力量所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催生了历史上第一套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它倡导通过制造垄断、设立专利权、限制进出口、限制本国货币外流等方式，为国家积累财富。此后大多数经济学都继承了这种精神气质。
由此，大国依靠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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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秋风 独立…
- 来源：经济观察网
- 阅读：
- 时间：2007-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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