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里·卡顿,1995年受聘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之前的3年时间里，任美国国际贸易商务部副部长，此间，是克林顿发展商业外交政策的策划者。出任政府官员之前，卡顿有15年时间在投资银行Lehman Brothers 和Blackstone集团任高级职位。
1999年卡顿对40位大公司CEO进行了访问，探讨商界领袖的角色与职责等问题，并著成《CEO的思索》（2001年1月出版）一书。美国《策略与企业》杂志就卡顿在该书中的一些看法进行了专访。
CEO的职责
问:你是否认为，在当前这种经济和制度的变化速度下，担当商界领袖是非常困难的？
卡顿:在全球化的形势和互联网的压力下领导一个公司所需的能力，引起了对领导职责与才能问题的重新思考。CEO们对此都有巨大的疑问。
问:在你访问的这些商界领袖中，谁提出了这些问题？
卡顿:BP公司的约翰·布朗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全球性公司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这类公司的责任范围有多广？理想的控制范畴应怎样？当一个公司无处不在时，保留一个总部的价值何在？在一个公司内，多样性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福特汽车公司的威廉·福特也提到了做CEO工作的困难程度。
问: 许多CEO看上去对反全球化的强烈反应毫无防备。这种反对的声音明显地出现在1999年世界经济论坛、在西雅图召开的WTO会议以及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银行及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他们为什么会忽略这些明显的抗议之声？
卡顿: 我访问了40位CEO，极少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分内之事。甚至没有人说他们能处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去研究过去的几年里的时局的转变，多数CEO没有承受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的经验。
问:现代的CEO需要外交技能吗？
卡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政治和社会压力对公司产生影响，需要领导人对如何处理这方面问题具有策略上的感知，如果所有感知都是防御性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认为这种压力正在快速地加强。
问:全球化是不是一个充满艰险的过程？这些冲突与紧张是必然产生的吗？ 卡顿: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世界经济的稳定。所有正在出现的市场（如中国、印度、印尼等）将沿着怎样的轨迹发展还都不清楚，未来确实是难以预料的。
我们经受住或者躲过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
卡顿:回顾过去，我们非常幸运。亚洲危机来临时，美国正处在经济的高潮期。联邦储备局三次降息不担心通货膨胀是绝无仅有的情况。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略有通胀，或者增长得没有那么快，就大大不同了。
由于过去的许多悲观预言都没有成真，我们就倾向于低估不利因素。我感觉到我们离相反的处境只有一步之遥。
问: 为什么公司的CEO要关心这些问题呢？
卡顿:做一个商界领袖，在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所需要的条件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又变了。80年代的那种一切为了实现股东价值，对任何其他责任都不闻不问的“股东价值型CEO”，在未来的10年里，将被淘汰了，因为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会消失。
问:但是，为什么这些事情是公司CEO的责任？
卡顿:我的理论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进入一个环境导向的市场。因为在我们生活的多数时间里，社会还没有具备明显的全球化特征，更多地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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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佚名
- 来源：不详
- 阅读：
- 时间：200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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